闪星访谈 方兴东:互联网元架构的概念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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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星访谈 方兴东:互联网元架构的概念和价值

  互联网不仅是信息传输的工具,而且已经深刻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近期我院方兴东在《闪星闻见录》,围绕互联网元架构的主题展开了讨论和分享。互联网的元架构可以被形容成“沙漏模型”,它决定了互联网的本质特性,塑造出了互联网“开放”的基本格局,形成全球一体化的数字公共领域。但是互联网元架构在本质上开放的同时,也必然会使安全和风险问题变得更难以预测和控制。开放的、全球一体化的信息传播格局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互联网的元架构从技术层面决定了数字时代的传播没有边界,怎么来适应这种变化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尤其对于中国来说。

  互联网已经不单单是一个信息传输媒介,它慢慢的变成了了我们生活的底层座架。无论是与朋友家人的日常交流,还是工作学习中的信息获取,互联网都无处不在。它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使得我们大家可以足不出户就能购物、医疗咨询、观看娱乐节目,甚至是管理家庭设备。互联网也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通过社会化媒体和在线聊天工具,我们大家可以轻松地与全球的朋友和同事保持联系。在信息时代,互联网不再是辅助工具,而是已经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那么,互联网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有哪些根本性和结构性的东西?又怎么样影响了我们的政治、商业和社会?带着这样一些问题,《闪星闻见录》近期有幸邀请到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的方兴东教授,围绕着互联网元架构这一主题展开讨论,现将其中的重要内容以问答形式分享如下: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内网络治理、博客、Web 2.0、超级网络站点平台、数字治理等概念和理论最早的开拓者和推动者之一

  方兴东:我认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很难回答的。当前已经有50多亿网民了,这说明我们已经进入了数字时代。互联网的开放性也好,开放共享、自由平等也好,数字文明也好,就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呢?现在大家都认为这一切是顺理成章的,但深入到技术层面,尤其是深入到互联网发展历史里,就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

  互联网从90年代发展到现在大概近30年了。整个变化可以说是暴风骤雨似的,几乎每一年都会有一个重大变化,包括今年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这说明技术变化的节奏太快了。

  一说到技术逻辑,我们很多人,尤其是文科生,感觉会有些发懵,但现在看来,技术的作用和影响远比我们之前所说的技术决定论所显现的要强大,但是技术天大的作用背后也是人和社会所决定的。这里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叫“互联网的元架构”(Meta-Architecture of the Internet)。这种根本性的架构决定了互联网的本质特性。

  方兴东:所有人加入互联网需要一个统一的协议,然后通过这个协议把用户的地址(IP)、一系列软硬件设施连接起来。如此以来,这个架构就形成了。从人文社科的角度去看的话,这个架构可以被形容成“沙漏模型”。这个沙漏就是我们古代用来计时的模型,用沙子的流量来计时,也可以被称为“细腰模型”。这个架构的核心就是分层,将应用层和技术层分开。不管是3G、4G还是5G、6G时代,应用的开发不用考虑用什么技术接入,技术的变革也不需要想到底有哪些应用会出现。

  方兴东:这个元架构的威力就在于“开放”,塑造了我们常说的“全球数字公共领域”。虽然这个提法大家会有争议,因为互联网里面有商业力量、国家力量,所以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公共领域。但是不同国家、不同企业掌控的是不同的领域,并不是全部。整体上来说,它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全球公域”。这就是网络最重要的特征——每个人通过任何的设备都能接入,里面的应用和任务在此架构之下都是自由的,没有太多门槛。

  比较鲜明的案例是电信运营商。我们要进入互联网,就需要办一个电信的卡。虽然它能够掌控我们的入口,但是在实际应用层面,它是触及不到的。虽然当前我们的微信、短视频这些方面会有一些接收信息的障碍,通话质量、图片质量、视频质量也会受到影响,但是我们可以针对具体的网站、具体的内容进行一个选择和屏蔽。总体来说,整个互联网的大流量,个人是无法过滤的。

  简而言之,这个架构就塑造了互联网的基本格局。而且这个架构,在美国、中国和非洲都是一样的,所以这是全球一体化的。

  方兴东: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沙漏基本上分为上下两层,上面是应用层,下面是技术层。如果我们对技术层进行更具体的划分,沙漏大概可以分为五层:应用层、传输层、网络层、联络层和物理层。这里面每一层都不需要考虑上面与下面的层面如何运作,每一层之间都是分层与解构的,彼此之间并无实质性的约束关系。

  但任何事物都是有它的两面性的,互联网元架构的设计本质上是开放的,这必然涉及安全和质量的问题。以前是自上而下、层层把关的集中控制模式,现在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去中心化的网络传播模式,后者出现的安全和风险问题相对来说也变得更加难以预测和控制。因为它的开放性,很容易被任何一个黑客攻击,包括我们整个社会依赖的网络,我们整个关键的基础设施,不管是水、电、交通、金融、能源,都可能会变成互联网系统中的薄弱点。

  方兴东:从1969年发明到90年代中期,网络实际上都没有进入到政治世界里面,也没有进入到主流的商业公司。科学家和研究者在一开始接触到互联网的时候,他们是按照科学逻辑进行研究的。互联网在前面的25年里,没有人认为这个是一个重大的创新,而且整个机制没有通过传统的知识产权的方式使其变成成为学术成果。互联网的逻辑跟前面四个通讯技术(电报、电话、电台、电视)的商业逻辑和政治逻辑是很不一样的。

  幸运的就是,互联网在前期长达25年的发展历史中几乎没有商业和政治力量的接入。它不是哪个大公司或哪个国家的项目,而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产物。90年代以后,商业和政治的力量开始爆发,发展到今天为止,商业力量和政治力量在互联网的发展中具有绝对的主导性,但是互联网的元架构已经不可动摇了,这就是互联网与其他网络的根本区别。不论是谁,包括美国和中国都不可能轻松改变这种元架构。再强大的互联网平台和科技也无法动摇这种互联网的元架构。正是这种元架构将互联网和传统网络区分开来。这个元架构既是是技术的,也是人和社会塑造的,如果没有很多机缘巧合,这个元架构就不可能形成。

  方兴东:伟大的技术要以巨大的投入为基础,而且技术的发展还是可能被商业和政治塑造的。但沙漏模型的本质就是技术主导。它既不是民主体制,也不是权威体制,而是一个公有的东西。包括今天国与国之间,本身就是一个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真正的世界力量来主导。所以互联网最值得研究的就是这个沙漏模型。

  但我们谈的“沙漏模型”不纯粹是一个技术问题。我们更应从经济学、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角度来研究这样的一个问题。互联网里面有一个定理叫梅特卡夫定理,它的定义是网络的价值等于这个节点的平方。我们把一个网民作为一个节点数来看,如果中国的网民不介入,自己关起门来搞,那么全球网络就失去了中国,就只剩下80%的节点,整个网络的价值可能就变成原有的64%,大概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价值。所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要么接受元架构,要么拒绝。自己搞封闭网络的线%,所以我们是不可能离开这个互联网的。

  方兴东:中国的互联网一直存在内循环的陷阱。比如说我们有防火墙,影响了一些应用。放到全球来看,大部分的网站都是开放的,而中国的民众自己本身并没太多需求去访问国外的网站,我觉得这是我们存在的问题。我们真正的挑战不是防火墙,而是我们自己本身的内在需求没有一个向外的趋势。我们现在也在通过倡导数据开放来引领中国的第二次开放,我们该让更多的东西走出去,不管是联络也好,获取信息也好,还是互相交流也好,我们该有更多的产品或应用走出去,就像Tiktok一样,它的海外用户就超过了国内的用户。如果微信也走国际化的道路,现在腾讯大概估计也会有形成这样的局面。

  这种开放的、全球一体化的信息传播格局是一个客观事实。它跟我们传统媒体时代,那个非数字化的、离散的、分裂的、缺乏统一基础设施的时代,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是我们理解当下传播现象最重要的钥匙。这个元架构从技术层面决定了在数字时代,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本身就是一体化的,所有国内传播就是国际传播,所有的国际传播就是国内传播。在元架构里面,传播是没有边界的。

  我们民众、国家、社会跟国外的技术条件是能够互动的,但我们可能还没有这种需求。今天这个元架构也已经出来了新的内容和技术,内容和技术层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以前,我们是一个以内容为中心的时代,今天则是以数据为中心的时代,我们要适应这种变化。

  方兴东:互联网的第一个50年可以说是顺风顺水,是一个不断创造奇迹的50年,下一个50年会怎样?目前看来形势不容乐观,尤其是考虑到中美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在加剧。技术互联是一个既成事实,整个时代的技术底座已经被牢牢定义,但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怎么在一个技术互联的时代更好相处,这是我们应该去回答的问题,尤其是对于中国来说。

  这也是我们学者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我正在做的事情。过去几年间,我在做一个有关互联网过去五六十年的口述史,想把全球五十多年来缔造互联网的关键人物做一个梳理与连接。我们现在做了五百多人,接下来我们要做到一千多人,从五个十个国家做到两百多个国家。我们会不断深挖下去,探索互联网互联的本质和发展的未来。

  互联网的元架构”(Meta-Architecture of the Internet)第一篇系统性的学术论文《互联网元架构——解析互联网和数字时代范式转变的底层逻辑》(方兴东、钟祥铭、李星)将发表在《现代出版》2023年第五期,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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