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嘉宾：朱海松（广东南方人事科学研究院新媒体研究所所长、新媒体思想家）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晶 实习生 张宇希 图/羊城晚报记者 林桂炎 “互联网+”及互联网思维正以摧枯拉朽的力量颠覆着各行各业。今年初，总理提出“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各界对此概念众说纷纭，有人针对性地提出“+互联网”。传统行业该怎样“+互联网”、又该如何被“互联网+”？企业应怎么样看待“互联网+”与“+互联网”之辩，有效运筹帷幄？ “互联网+”时代的企业跨界、商业模式颠覆和产业融合又将是怎样的？

  11月14日，新媒体思想家、广东南方人事科学研究院新媒体研究所所长朱海松做客由羊城晚报主办、越秀集团独家冠名、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为战略合作伙伴的财富大讲坛，向听众传授他对移动互联时代的互联网思维与商业模式的独到理解。他强调，应从思维范式大转变的角度理解“互联网+”与“+互联网”的本质区别，从每个具有传播媒介实质的移动个体中挖掘巨大商机。

  商业原则变化见诸罗振宇的“罗辑思维”典型观点，“产品是入口，人是流量，自媒体社群是商业模式”，声称能做到“一个折都不打还供不应求”。对于其观点，朱海松最强调的一点是产品起到连接用户与企业之间趣味和情感的作用。

  企业不仅要培养用户，还要发展“脑残粉”，这是一种商业模式。再以商界实践者小米创始人雷军“发动群众”、“粉丝经济”、“我就是媒体”等理念为例，能够准确的看出中国商界慢慢的开始宣扬并实践这种关注和突出个体的新商业原则，朱海松借用普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自传序言中的一句话“任何一个人都能流行十五分钟”来强调个性的影响力和可能性。

  对于商业战术，朱海松特别推荐《新经济、新规则：“互联网+”时代的十个新规则》一书作为参考，并讲解了几条规则：“蜂群比狮子重要”，是指在移动网络时代应拥抱集群、去中心化，因为网络自然产生智慧；“级数比加法重要”，回报递增，开放体系；“普及比稀有重要”，指个体参与的系统越多，互联越多，价值越大；“网络比公司重要”，由于网络将接管实体世界，则需优先建设网络；“免费比利润重要”当然是指对客户慷慨才能在网络中胜出，而“造山比登山重要”则是说明从边缘开始创新。

  讲到这里，朱海松特别举了自己的一个例子。“十年前我写了一本书叫《第五媒体》，首次为第五媒体下了一个完整定义：第五媒体是以手机为视听终端、手机上网为平台的个性化即时信息传播载体，它是以分众为传播目标，以定向为传播目的，以即时为传播效果，以互动为传播应用的大众传播媒介，也叫手机媒体或移动网络媒体。”朱海松认为，“当时没有人关注的手机作为媒体的领域，我研究出来第五媒体的概念，就是一种边缘创新。”

  他表示，从理论上说，第五媒体的手机在作为传播媒介时，能够最终靠利用庞大的数据库资源，对目标人群进行分众处理，向他们定向地传递个性化信息，并达到与分众目标进行即时互动的广告和营销目的。

  另外，在《新经济、新规则：“互联网+”时代的十个新规则》的另一些操作守则也是非常有实操性的。如“空间比场所重要”指社区是商业的前提、“流动比平衡重要”就是强调新经济将摧毁现有体系故应用勇于面对不均衡状态、“关系比产能重要”则是建立关系是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以及“机会比效率重要”指出企业的对策应基于更开放的系统之上。

  朱海松表示这十条规律是概述作者研究十年前美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特征的结果，对当代中国有巨大启示。

  当然，作为第五媒体的最先提出者，朱海松对于“互联网+”时代行动法则也有自己的一套打法：“手机媒体=无聊经济+促销经济”。朱海宋表示，电子设备屏幕有限，所承载信息是碎片化的；手机背后是一个个实在的用户，因而具有包括贪小便宜在内的人性弱点。移动互联技术连接一切人和商业体，人闲散时间对信息的浏览和对利益的追逐可以被充分的利用，而使手机成为广告与消费的超级媒体与万能终端。

  “自媒体=吸粉+互动+转化”。“吸粉、互动”实际上是以手机为核心的自媒体构建集群运营，朱海松表示，吸粉最重要的还是要吸脑残粉；“转化”是指移动电商负责将粉丝转化为自己的利益，朱海松甚至断定十年以后的双十一将是移动电商的狂欢。

  “+互联网”在“互联网+”出现后立刻被提出，两者区别成为讨论焦点。前者由经济学家许小年提出，对此朱海松则在给出自己观点前展示了许小年与爱空间创始人陈炜的典型争论。

  以许小年为代表的“互联网+”派在两人五大回合论战中的主要观点如下：对“互联网思维”说法是否有对应的英文翻译存疑；商业模式推崇多品微量；产品做到极致是企业的自杀行为，应做到成本与效益的平衡点上；“羊毛出在猪身上”不应神化，不是新的盈利模式；“互联网+”与“+互联网”的课题都在于开发产品、提高效率，传统行业从线上到线下是“互联网+”，从线下到线上是“+互联网”，做法取决于哪个更高效。

  而陈炜则反驳称：互联网思维是当下中国市场孕育出的词汇；单品海量策略是网络企业取胜关键；互联网思维的“做到极致”是指成本结构最优化，许的说法代表工业思维；“羊毛出在猪身上”本质为交叉补贴，以谷歌、百度、微信等拥有大量免费重度用户的企业纯收入模式为例；“互联网+”让客户共同参与改变思维模型、组织样式、成本结构，而“+互联网”披着互联网外衣只想改变营销手段。

  朱海松认为，许陈争论的实质反映出在互联网和移动网络两个不同阶段，是移动网络区别了“互联网+”与“+互联网”。朱海松指出移动互联网就是“人”，具有“即时性”，传统营销理论因此被淘汰。譬如在过去十年互联网兴起时，许多商家对这两者本质的理解不深刻，把对互联网商业模式的理解直接搬到对移动互联网上来，结果照此模式做的企业大多不能存活。移动互联网的特征与互联网不同，重新定义了互联网。借用企业家阿里巴巴移动事业群总裁俞永福的观点，过去10年互联网实际在重构效率、解决信息透明度，而以移动互联为核心的“互联网+”的本质在于重构供需。辨别某项目是否为‘互联网+’，在于原有的非互联网业务在与互联网连接后有无产生质变，而且这种质变在于供需的重构。具体而言，是在攻击和需求两端都产生增量，打乱传统互联网下的供需结构，从而建立新的流程和模式：供给端将原本闲散资源充分的利用，需求端创造原本不存在的消费场景。

  对此朱海松让听众从自身体验乘坐出租车与滴滴打车体验的区别来体会以移动互联为核心的“互联网+”造成的需求。滴滴打车触到所有潜在用户的需求痛点，而使需求无中生有。朱海松引用某段子总结道：“百度干了广告的事，淘宝干了超市的事，阿里巴巴干了批发商业市场的事，微博干了媒体的事，微信干了通讯的事。不是外行干掉内行，是趋势干掉规模！”百度、淘宝、微博等都是用户数量大户企业，充足表现移动网络“有用户的地方就有投资，有粉丝的地方就有利益”的产品特点。产品价值特别大程度上基于用户数量的多少，用户的自发性连接关系决定产品价值稳定程度。

  “互联网+”与“+互联网”不是对立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朱海松认为，过去十年是从线下到线上，以“+互联网”为主导，未来十年则是从线上到线下的“互联网+”时代。

  互联网思维非空穴来风。朱海松强调，思维是两派争论的原因与阻碍转型的盲点。对于理解“互联网+”与“+互联网”的区别即互联网思维，其重点是理解互联网思维的演变趋势。如《互联网思维2.0：传统企业互联网转型》作者卢彦言提出，“互联网+”必须从工具上升到思想与体系。朱海松则特别强调从哲学角度看待互联网思维变化趋势，他将尚且还没出版的新作《禅宗哲学与互联网+时代》中的内容与听众分享。在这本书中，朱海松总结出了哲学本体论下的互联网思维发展简史，回应许小年对“互联网思维”概念的存疑——提出“The Internet Paradigm”的英文翻译。

  朱海松认为互联网思维从现实世界中诞生，经过前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时代与移动互联时代，每个时代有不同的世界观、思维方法与相应的商业哲学本体论。对“+互联网”与“互联网+”的比较可以带入互联时代与移动互联时代比较——互联网时代的世界观是现实与虚拟、线上与线下两个世界，在移动互联时代，世界是整体的虚拟现实连接一切；互联网时代思维方法是工业化模式的，注重效率提升，移动互联时代的思维方法以《失控》为典型，呈现颠覆传统、去中心化、自组织、开放等特征；互联网时代商业哲学本体论为“线下为体、线上为用”，仍为标准化大规模生产，以互联网为工具和渠道提升效率，而移动互联时代商业模式是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线下为体、线上为用”。

  朱海松对“互联网思维”提出的独家翻译“The Internet Paradigm”，之所以用“Paradigm”（范式、思维方法）这个词，是在强调互联网思维高于规则之上的特征，以及类似日心说对科学发现的巨大催化能力，具有商业哲学的意味。

  诞育当代互联网思维的力量始于民间，并为手机媒体平台所助推，使“围观就是力量，关注改变命运”。

  朱海松再次举出众网民耳熟能详的案例，使听众结合自己网络社区生活经验加以体会。从胡戈六元成本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对传统媒介电影的挑战，“犀利哥”等草根网红兴起，到众网友找来杜甫进行自我表达的快闪式狂欢，网络带来了非常规的传播手段和大量的民众参与。移动互联颠覆了传统的方方面面，如此“反常”现象不胜枚举，上述案例已成为历史，也令人惊叹中国互联网发展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