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网”发明以来，网络技术突飞猛进，人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互联网时代。在这个时代，话语权的归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网络舆论场变成了与现实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话语权博弈的焦点，网民群体和官方之间的话语权争夺越来越显著。本文将通过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在这个全新的时代对全新命题的解析，通过两大阵营在网络舆论场的博弈，来展现“新意识形态”的诞生和民主的进程。

  葛兰西霸权理论中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的概念，在意识形态权力上分出了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国家——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也就分化出处于不同位置的两大阵营——政治家和市民，而这两大阵营组成了国家的概念。在传统时代，这二者之间的沟通和关联性体现的并不明显，主要是在宏观的感知层面能找到二者的区分。

  但如今我们已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自媒体遍地生根，以“网民”为代表的市民阶级和以政府为代表的官方阵营事实上就是葛兰西那里的政治家和市民。但与传统时代不同，互联网时代的开放性使得来自各方的声音都更加清晰，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也不再具备明显的倾向性，于是二者之间的冲突和博弈变得清晰可见。在意识形态领域，这种“文化领导权”的博弈到底在怎样影响着社会？本文将集中于中国的情况，从理论与现实案例结合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是在西欧运动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贯穿着葛兰西对东方与西方、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文化战略与政治战略及其关系的深刻思考，构成了葛兰西总体性革命战略的核心内容 。

  在葛兰西看来，在国家的统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阶级不但会通过武力和暴力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还会通过精神领域中的道德等柔和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是所谓的文化领导权 。葛兰西指出在不同时期，文化领导权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和平时期，社会秩序逐渐步入正轨以后，统治阶级要进行相对有效的统治，就要转移领域，从刚刚确立统治时期的依靠暴力为手段的政治社会，慢慢地过渡到采用柔化手段为主的市民社会。在市民社会里，统治者在进行统治时，就必须放弃暴力手段，而采用非暴力的方式，在教育、媒体等领域展开，让被统治阶级自觉接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从内心深处认同。在和平时期，这种在市民社会领域进行的文化统治是主要的方式。

  在葛兰西看来，文化领导权让被统治阶级自觉地在内心深处认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于是统治阶级就在一个超越政权的更深的层次上保持了统治地位。这也与我们所要接下来讨论的官方一直想要掌握的“话语霸权”有着直接的关联。

  而我们从和平时期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互联网时代之后，这种“文化领导权”就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形势和新变化。

  许多年前，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对未来信息社会的大胆预测让很多人印象非常深刻，今天，由于互联网出现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已经远超出他的预言。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至少和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一样，是个重大历史事件，导致了经济、社会与文化等物质基础的不连续模式”。并特别强调：“与其他革命不同的是，我们现在所经历革命的变迁核心，是信息处理与沟通的技术 。”

  现在我们真正的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去中心化成为一切事物的主流，信息走向碎片化，权威走向多元化，公民发声走向开放化。互联网和移动网络技术衍生出来的自媒体，使得“草根”的声音第一次与权威声音站上同样的舞台。尽管他们单个的影响力无法与现实的权威相抗衡，但草根的凝聚造成的影响力依旧不可小视。在某一些程度上，“互联网充当了释放社会情绪、表达大众诉求、调节社会心理的工具” 。

  互联网时代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无穷的便利，给每个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信息源自的丰富程度无以复加，信息发布的渠道多种多样，交错变换的信息流影响和刺激着每个人的神经，于是对于官方来说，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引领变得异常复杂和艰难。这就是互联网时代，在这里每个人的个人意识得到充分的放大，权威被消解，民意与官方话语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对话。个人的思想不再压抑，只要你想说，那你就是媒体，不需要任何平台，只需要一个互联网终端就能解决问题。

  在互联网时代里，语言学也在发生革命，在弗洛伊德所研究的转移和浓缩的各种程序中，尽管派生和生成的机制及其众多，但他并没有阐明没有一点作用不是直接反射到内容单位的聚合上的 。而现在，雅克?拉康的能指链发生断裂和解体，能指链对言说者的限制不复存在，能指和所指的性质和位置关系以及整个结构都不再具有固定性和强迫性，每时每刻，互联网的词汇和语言都在发生明显的变化，没有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使人僵化，因此这是对人的独立性极大的鼓舞，使得网络舆论变得更强有力。因此，对于文化领导权来说，网络舆论是网络时代的主要战场。

  前面已经提到，互联网时代的话语权争夺大多分布在在网民和官方两大阵营，这两大阵营因为不同的历史地位而有着完全不同的特点，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治线 网民阵营

  “网民”作为一个新生代的离散化的、介于真实和虚拟之间的社会群体，于2006年登上美国《时代周刊》杂志封面，并被评为2006年度风云人物。《时代周刊》称之为“you”，或者叫做“新数字民主主义公民”。2006年开始担任《时代周刊》总编的理查德?斯滕格尔说，时代周刊要选择一个人为风云人物，就必须确定这个人对无数的人产生了影响。那一年，他们选择了“网民”，这是一个无数的人组成的群体，那么就是这一个群体本身影响了更多个无数的人。

  网民的组成包含了社会各个层面的各种角色，但由于中国社会人口分布的不均匀，根据统计多个方面数据显示，网民中的大多数来自年轻群体和社会中下层。“新公民论”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民，受到整体性、总体性和同质性的规定而为一个绝对的中心所统摄、所控制，而“同质性是对个体性的消弭” 。因此传统社会的中国人，特别是社会底层的庶民阶层，就像马克思形容的“就像一堆散乱的土豆”，尽管是以个体而存在，却以整体而被对待。这种生存状态或者说这种思维方法在几千年封建文明的浇灌下已经根深蒂固，通过改革开放之后几十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造就的小农经济思维的“传承”，即便对现在的中国人同样产生一定的影响，主要是对中国社会的中下层人民。

  互联网上的官方发声方式处在一个微妙的状态：既有现实中的权威性吸引着公众的关注，同时又因为互联网的特性而处在跟普通公众同等的位置上，结果很多时候造成了一种滑稽的形象效果。但我们要知道的是，官方的发声是政府部门在互联网时代被动与新出现的舆论场进行的互动，他们始终在进行变被动为主动的努力和尝试。而与群体出现的网民相比，官方是个体，我们讲的舆论其实就是网民的意见而不是官方的意见，“舆论的主体就是公众，换句话说，舆论总是公众的舆论” 。因此官方只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网民的意见，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态度。

  根据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两大阵营的博弈实际上都是为实现自身的政治诉求，并在博弈当中随着舆论动态的变化建立平衡和默契。

  我们在讨论舆论场中的主导地位的时候，这里的“话语霸权”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内涵相近但又不完全相同。“文化领导权”含义广泛，既可以适用于理论的辨析，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资源，也可以适用于具体实践的针对性分析。我们所讲的“话语霸权”就是指在网络舆论场中的舆论风向，可以说，谁能用舆论迫使对方妥协，谁就掌握了舆论场中的话语霸权。

  “文化”一词，在这里有了更加具体的含义，这里指的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对公共事件的态度。我们刚才讲到，舆论的主体，也就是态度的主体是公众，公众舆论背后的深层表达实际是意识形态，而官方作为政治工具需要引领意识形态，所以，掌握话语霸权的标志就是公众舆论体现出来的意识形态与那一方的现实态度更为接近，而更进一步的是，谁的声音能获得持续的、长期的支持，那谁就掌握了文化领导权。

  对于传统官方在舆论中的角色，《公众舆论》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对于追求社会舆论一律的政治而言，为社么掌控新闻媒体是重要的。历史上所有强权政治都是在自觉不自觉地遵行此例：以媒体制舆论，以舆论制民心 。在互联网时代引发的自媒体泛滥当中，政治对于新闻媒体的控制的重要性被严重消解，一些民间意见领袖的受关注程度甚至远远超出很多传统大众媒体的受关注程度，因此官方在舆论场上的角色必然要发生变化。

  在网络舆论场中，和传统舆论场中一样，舆论形成的主体是大众，因此官方还是要争取做引领舆论的权威个体，但手段和方法与以前则大不相同。

  网民的态度较易受到“意见领袖”的影响，郭庆光教授对“意见领袖”的定义是：“在传播学中，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称为‘意见领袖’。” 互联网时代公众获取信息途经以及资讯的传播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人人都能充当传播者不意味着人人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在网络舆论中，在自由空间里，人们反而习惯于依赖“意见领袖”的观点 。于是官方大多除了继续坚持传统媒体上的权威性之外，还试图进军自媒体，与公众站在同一个平台上发声，充当其中的“意见领袖”，他们不断适应这种新趋势，采取专业化、权威化的发声，以期用与传统媒体时期同样的招数来树立威信，让网民认可其意见领袖地位。而事实上他们这样做的效果并不理想。

  首先是定位的偏差。官方认为自身能够与每一个公众个体“平等”，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最起码在现阶段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网络时代的开端，网民对官方的刻板印象导致他们不可能因为使用了同样的自媒体平台而改变自身定位。在公众眼中，官方始终是官方，使用自媒体仅仅意味着消息的输出更加简易，并不是官方和民间的有机融合，公众对官方的态度是审视多于沟通，公众还在想着要如何发挥更好的舆论监督。

  其次就是官方对加入到舆论主题当中之后怎么样应对作为次级意见领袖的身份认识的不到位——虽然不能成为意见领袖，但公众对官方自媒体的反馈还是很多。而中国目前以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的官方微博、微信为代表的官方媒体在对民间反馈的应对上做的非常不理想。有时在一些敏感热点话题上，面对大量的质疑和反对意见，他们采取的方式竟然只是单纯的置之不理或者删帖删评论，粗枝大叶的后台管理方式使得负面民意极易聚积，产生很多不良影响。

  官方在网络舆论场扮演的角色还包括连接现实与舆论的桥梁，主要是官方根据网络舆论的总体要求而在一些现实中的事件上做出的回应和处理。这一点是我们从始至终在宣扬的民主在新时代的新形式，体现的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和谐互动关系。

  编者按：近期，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改造成为舆论热点。相比尚不熟悉互联网的老人，已经能够熟练掌握互联网应用操作的老年网民同样面临网络谣言、网络诈骗、虚假广告等陷阱，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远低于年轻网民。…

  在现代社会数字化与智能化快速的提升的当下，老年人与互联网之间的“数字鸿沟”已成为必须逾越的课题。2020年底，工信部正式印发《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