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移动网络和智能手机融入乡村日常生活，中国乡村走出了一条具有特色的网络技术实践之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张微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彭兰在《传媒观察》2023年第11期刊文，将历史分析视角与田野调查方法相结合，基于“网（技术）-人-村-业”之间的动态关系及变化，呈现政策主导的技术扩散、建构日常的技术赋能与回归本土的技术创新的三重乡村网络技术实践模式。研究之后发现：从互联网信息服务“站点模式”、互联网基础设施“下乡模式”到乡村治理的“数字化战略模式”，自上而下的技术扩散使得乡村能够在互联网浪潮中入网、上网、受惠于网，但也面临“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尴尬境地。

  本文作者于2022年8月在中部省份Z县进行调研。Z县是国家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入选全国首批乡村治理典型案例，具有较为丰富的发展网络技术与建设乡村的实践经验。作者走访了Z县三镇四村，访谈村民、村官、县领导、互联网创业人员、电商主播等，围绕当地的网络技术发展、村民的日常网络技术使用、互联网扶贫历程和智慧农业、智慧乡村建设经验进行实地调查和访谈。基于田野与访谈材料，结合政策文件和新闻报道，本文将农业、农村与农民的网络技术实践放在乡村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与制度、文化、产业等相关的行动者网络中进行分析。

  技术扩散的概念常常关注某一技术在某一个群体中的早期使用的过程和情况。在乡村接入互联网的过程中，网络技术扩散的方向和模式主要是政策要求和推动下自上而下的“乡村入网”实践。

  上世纪末，在中国即将加入WTO的形势下，农村市场信息流通仍然面临诸多局限。2001年，原农业部启动“‘十五’农村市场信息服务行动计划”，简称“信息服务行动计划”，计划用3―5年时间建立起覆盖全国省、市、县和大多数乡镇的农村市场信息服务网络，提高为农民提供信息服务的水平，改善农村信息服务滞后的状况。到了2003年，中国农业部信息中心的实地调查显示，信息服务部门借助计算机、互联网等手段统一建立起“互联网信息服务站”。“互联网信息服务站”成为农村信息服务的基本模式。

  2009年，工业与信息化部印发《农村综合信息服务站建设和服务基本规范（试行）》，农村综合信息服务站建设开始形成一套政策制度向下推行，要求具备一处固定场所、一套信息设备、一名信息员、一套管理制度、一个长效机制的“五个一”门槛。之后，农村“互联网信息服务站”整合起农业行业协会、区县农业信息服务部门、农业技术推广部门、乡镇农业服务部门、村民委员会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成行业信息专业采集，发布和传递到行政村和农民，建立行业专业网站，建设和培训信息员队伍的线上线下整合式农业信息传播模式。

  此后，“全国三农服务网”“农村公共信息服务工作平台”等互联网网站成立并成为农村互联网信息服务的重要阵地，这离不开早期“互联网信息服务站”模式下的技术市场资源积累。

  “家电下乡”是国家在2008年出台的一项财政政策救市方案。与“家电下乡”同步进行的，是一系列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投产、建设和完善。2009年，电脑也成为“家电下乡”政策的补贴产品。“电脑入户”使得中国互联网实践的“站点模式”发生改变，部分农户具有独自入网的条件，不需要再去“互联网信息服务站”使用信息设备。农户自身成为了互联网中个体化的网络节点。

  2013年，国务院发布“宽带中国”战略，部署了8年内的中国宽带发展目标及路径。2014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工业与信息化部三部委联合组织实施“宽带乡村”试点工程。这逐步推动了“电脑入户”“手机入户”的进程，农村与城市的“数字接入”鸿沟得到一定弥合。

  “家电下乡”与“宽带乡村”等基础设施建设对乡村互联网实践历史特别的重要。只有解决了农民和农村的互联网接入问题，才能使乡村真正进入互联网时代，进入赋能与创新的技术实践过程。

  2019年，国家发布了《数字乡村发展的策略纲要》，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出台。“数字整合”成为互联网时代国家意识和政权整合乡土社会的方式。政务服务“线上办”“就近办”，医疗健康服务网络化、集约化以及针对农民的智慧法律服务平台等公共服务网络在农村地区大力推广，不仅旨在满足农民的个性化、针对性的需求，也期待拉近村民与农村政权组织的距离。然而，有学者基于全国6省30县的广泛调查指出，当下数字乡村建设存在严重的“悬浮化”问题，广大农民对数字化还感到生疏，处于观望与等待之中。

  总的来说，中国乡村网络技术扩散过程中，政策力量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自上而下的技术扩散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弥合了中国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使得中国乡村能够在互联网浪潮中“入网”“上网”“惠于网”。然而，在站点建设、下乡政策与数字化战略中，所有乡村都被赋予相同的定义，都是被建设、需发展和被变革的对象。在这样的发展主义的逻辑下，难以看到农村的独特性以及农民作为农村文化主人的主体性与创造性。网络技术想要自上而下“入场”便直接触及中国乡村发展与治理的历史与深层问题，面临不小的挑战。

  互联网技术赋能的研究主要关注个人如何利用互联网所赋能的“去中心化”权力，迸发出能动的、创造的和主体性的技术实践。以Z县为例，网络技术激发出农民、农村和农业的能动性、主体性和创造性，形成了村民们基于农村日常生活的技术使用实践，这些技术实践又再次建构了农村的日常生活。

  在乡村入网之后，2015年左右，农业劳动者们抓住了电子商务的移动互联网浪潮，主动入网，发展起农村电子商务。Z县山多地少，地处长江岸边，土地贫瘠，粮食作物种植受限，但江畔峡谷地区气候温和，冬暖夏凉，水质洁净，拥有种植柑橘最适宜的黄壤和紫色土壤。农村电商发展的早期，Z县自主创新和经营的农产品网店有120多家。随着农村网店的蓬勃发展，电子商务平台出台一系列针对“农产品上网”的扶持方案。“淘宝村村通”“苏宁拼购村”等电子商务平台下沉乡村，Z县出现了众多以脐橙、小水果、高山蔬菜等为特色农产品的“淘宝村”，形成了“淘宝村”和种植基地专项供应电子商务平台的模式。2016年以来，随着短视频兴起，Z县的农户开始自己拍摄短视频来介绍和推广自家农产品，将短视频用户引流进网店中创造收益。直播兴起后，农户不仅自己开直播“带货”，还会引进流量主播进入种植园，现场直播农产品的种植和丰收过程，以促进农产品的线上销售。“网络劳动”成为了农人的劳动新形式。

  在农村公共文化中，通过短视频，视觉的、直白的乡土记忆与田园牧歌成为一种媒介景观和文化现象。如受访者小A大学毕业后回到Z县老家，成为了一名本土“网红”。小A的短视频主要拍摄的是当地的传统节日、民俗文化、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不仅吸引了网友对当地的关注，也成为了在外乡的当地人寄托和表达思乡情怀的方式。在Z县，很多村民都使用短视频，在短视频中自主诉说和表达，呈现出乡村的日常生活、价值审美和风土人情。

  Z县当地每年会举办民俗节、诗歌节，在社会化媒体上，人们通过再加工、再阐释形成了新的文化解读和文化表现形式，很多优秀的“素人”短视频内容更是影响了主流媒体的传播议程和模式。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传统的乡村文化、民俗文化等被借助社会化媒体技术平台重新创造与表达。通过社会化媒体、短视频等网络技术的使用，村民们创造了传统农村文化新的内涵，也开辟了民间传统文化传承和传播的新方式。

  通过社会化媒体，间隔较远的村民之间、干部与村民之间、本地人与离乡人之间形成了公共生活的“共同在场”。Z县C村通过微信群联系起基层自治队伍，同时也将距离较远的同村人、村民与干部、党员和群众联系在一起，不仅实现了服务零距离，而且形成了政策宣讲、建议反馈、互帮互助的乡村公共生活空间。通过媒介化的表达、行动和合作等，村民之间、干部与村民之间、本地人与离乡人之间实现了公共生活的参与。

  智能手机进入农村家庭，家庭的空间关系发生了改变。早期的家庭议事空间可能集中在客厅和餐桌，但是智能手机带来了家庭公共空间的式微，“我爱我家”“相亲相爱一家人”等微信群成为了新的议事空间。近年来，许多在外工作的青年人在家中安装智能摄像头，通过智能摄像头，乡村留守老人、儿童可以实时与远方的亲人互动，在依托智能摄像头的互动过程中，留守老人、儿童的身体行为、生活惯习和情感联结也发生改变，这再建了留守家庭的空间结构布局，形成了新的媒介家庭空间。

  近两年，智能设备和机器进入到农业中，再建了农户与田地之间的耕作空间。在Z县Y村，一个人和一部手机就能够实现30多亩地的脐橙灌溉工作。这是“智慧水肥一体化系统”在种植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这改变了传统的农户与田地的关系，对于农户而言，智能设备成为了“耕种工具”，他们能够随时随地进入耕种空间，操控远方的田地。随着更多智能设备的进入，劳作的权力关系也发生了改变。一批“新农人”正在实践和再建着农村的劳作方式和劳作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在技术赋能的案例之外，一部分农民的网络技术使用可能还存在很多知识和素养的不足，他们正在走过对技术从“学用”、“利用”到“善用”的过程。在当今的互联网空间和网络文化背景下，这样的一个过程并不是特别容易。一方面，驳杂的互联网文化可能对乡村文化形成“反噬”，影响农人尤其是新农人的自我和社会认同；另一方面，技术正在影响乡村的日常生活，重塑传统的乡村空间，“老农人”的生活和劳作惯习面临“数字鸿沟”甚至“智能鸿沟”的挑战。因此，要建设和保护什么样的乡村文化、环境和生活方式正在成为网络技术扩散和技术赋能实践下新的问题和挑战。

  2015年之后，中国乡村展开了一部恢弘的脱贫攻坚史卷。发挥互联网在助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成为重要的政策导向与实践策略。互联网扶贫深耕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乡村建设资本投入和乡村文化创新与传播等方面。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与自下而上的群众实践汇聚在脱贫攻坚的行动目标下，形成了一种多方共建、生态思维和以人为本的网络技术创新实践模式。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Z县集合早期农村网店、淘宝村和直播带货的“散户”资源，推动以脐橙为基本的产品和品牌的电商扶贫。

  依托优势产品脐橙，借助政府、社会、企业和群众的力量，Z县搭建了成熟、先进的“种植-物流-直播-电商-供应链”机制。这一机制的外生动力推动了种植户、MCN公司、供应链公司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农村、农业和农民都开始寻求自身优势，立足自我特色，加入到电商系统中来，形成多方参与、集体共建的农村电商机制，不仅创造更大的收益，而且促进了当地乡村发展逻辑的变革：从向外招商引资为主转向了向内挖掘自身特色为主。

  Z县电商模式的运行，积累起庞大的数据资源。数据实现了“前台”的电商销售与“后端”的农业生产的联动，演化出共创共享的智慧农业生态模式。

  其次，在行政力量的主导下，智慧物流平台的数据开始与生产相结合，农产品的品种、售卖季节、区域、数量和评价被直接反馈给种植户和生产基地负责人，促进了精准化、精细化、灵活性种植的发展。

  再者，智能中央气象站进驻种植园，能够对气温、湿度、土壤墒情等作物生长环境要素实时监测，并通过手机APP反馈给农户，农户能够实时细致地看到作物的变化。而且农业生产大数据联网政府农业部门和科研机构的数据平台，能够给行政决策、危机应对、科学研究提供及时的、历时的数据支持。最后，在乡村振兴的发展导向下，农民面临的技术鸿沟某些特定的程度被行政力量覆盖和解决，比如开设培训班、培养技术骨干和技术知识下乡活动等。

  Z县作为国家数字乡村试点，依托大量数字乡村、智慧农业的制度和数据优势，在智慧乡村建设方面也形成较为丰富的经验。

  首先，智慧农业中的物联网、传感器、5G等技术对乡村基础设施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这些技术升级使得水利、交通、旅游等方面同样获益。其次，基础设施建设使得能够覆盖山区的智慧乡村平台发挥功用成为可能。最终，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数据集成为乡村治理的“数智大脑”系统，在经济发展、民生福祉、社会治理、政府效能等方面提供针对性与及时性的服务与支持。

  Z县智慧乡村的建设还在初期阶段，在发展中，网络技术的“智慧性”体现在：在人的发展方面，能否解决农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和新农民的发展需求、价值规范和主体性等问题。在乡村治理层面，能否将乡村治理的制度体系、制度优势和行政力量以一种要素的形式围绕在三农发展的周围，形成一种技术、制度、文化和人多方共生的乡村治理现代化方式。

  总的来说，Z县的农村电商、智慧农业和智慧乡村的发展和建设都非常依托脐橙产业的规模和市场优势。挖掘和把握本土特色以形成规模、品牌与影响力形成了Z县网络技术创新的基础。然而，在中国的其他很多乡村，由于缺少特色产业和文化资源，在电商发展过程中就面临一些困境，难以形成智慧农业和智慧乡村建设的技术资源和机制。所谓“智慧”，意味着以技术为中介来推动乡村的福祉和繁荣，根本还是要回到人的发展的旨归上。因此，智慧农业和智慧乡村的建设过程中，技术的“本土化智慧与创新”应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

  乡村本身是具有脆弱性的，尤其在当前发展格局之下，城乡差距大、乡村空心化、乡村发展资源不平衡等问题仍然是当前乡村发展需要面临的根本问题。城乡差距与资源差距在互联网中被放大，乡村和农人难以通过自身的能动性来弥合差距，反而容易形成仇视与自我放弃，造成社会心态的波动与割裂，这种心态的波动尤其易发生在“小镇青年”“青年新农人”身上。因此，技术给乡村带来的影响是复杂的，威胁与风险可能潜藏在所谓的“互惠”和“颠覆”之下。如火如荼的数字乡村、智慧农业的发展与建设能否真正解决乡村的“空巢”、贫困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以及在人与技术的“共谋”之下，乡村的未来将走向何方，都是中国乡村的网络技术实践需要多方警惕和思考的问题。

  （载《传媒观察》2023年第11期。原文约12000字，题目为《政策主导、建构日常与回归本土：乡村网络技术实践的三重路径》。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本文受到中国人民大学 2021 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资金20RXW164支持。）